纸还是能做到的。
柳贺道：“摊贩们敢来找官府已是诚意十足了，他们若是想卖，只买十份八份也可卖得。”
士子们等了许久，书肆终于开门了，一拿到新鲜的报纸，士子们就迫不及待去看头版文章：“是山农先生与近溪先生的文章！”
颜钧与罗汝芳生平爱好讲学，罗汝芳任过官
，于实务上颇有见地，此次来寄信给《育言报》，除了支持书院讲学外，他于水利一道的经验也被《育言报》登载了。
针对柳贺所写的书院五大罪，颜钧与罗汝芳一一驳斥，柳贺用典，二人也用典，强调书院讲学的种种益处，其中最重要者，便是以讲学开启民智，民方能安。
此番《育言报》只登了颜、罗二人文章，柳贺如何辩驳，将在《育言报》第三期中登载。
事情因张居正决意废除书院而起，柳贺之文挑起了争端，进而颜钧、罗汝芳加入辩论——无论何人之观点更正确，对读书人们来说，这可是当朝文章大家难得的交锋。
柳贺是堂堂三元，仅科举一事，他便前追古人后无来者，而颜钧、罗汝芳等人在民间追随者众，便是朝中许多官员都是二人的信徒。
有这几人的影响力，这一期的《育言报》同样销售一空，上万份都未够卖，张元忭几人这下知晓柳贺为何要将这《育言报》的价钱定得极低了——若高了，寻常百姓读不起，报纸又何以能卖出万份？
上一期《育言报》的最大得利者当属那家贴了广告的鸭店，据说他们从江南进的鸭已不够卖，如今正拿北方鸭充南方鸭卖，被客人当场抓获。
对此鸭店掌柜振振有词:“人不分南北，鸭又何分南北？”
得亏这掌柜不知晓洪武朝时南北榜案的典故，否则南鸭北鸭还得重找人来核实。
但京城不少商人都从中嗅出了商机，纷纷找上《育言报》，要贴钱给报纸打广告，其中争抢最凶的要属书肆及卖文房四宝的店铺，毕竟书生是他们的最大客源。
办报的最大支出便是文章的版权费和印刷的费用，不过早在办报之初，柳贺就将文章价钱压低了，放在后世，他就是给作者降千字的罪魁祸首。
但没办法，印刷术虽然普及了，印刷成本仍是低不下去，单份报纸的价钱又太低，靠在京城卖的数万份、数十万份也挣不回本钱，还是要靠礼部贴。
天子相询
“元辅,今日的《育言报》你可读了？”张四维一至内阁便大力夸赞起柳贺，“他办这《育言报》后，于读书人中反响热烈,报上所言不仅于读书人有益,于普通百姓亦是益处无穷。”
颜钧、罗汝芳等人虽不为张居正所喜，但这几人在读书人中的影响力非常人可及,有他们在《育言报》上发文,报纸的影响力大增,几期一发,所售份数已超十万，十三布政司中都有读书人是《育言报》的忠实读者。
不管怎么说，这《育言报》一办,读书人所议的皆是朝廷允他们议的，朝廷若推了新政，报上也会阐明新政的意义，尤其是涉及民生之事，因信息不对称,常常产生官府知而百姓不知的反作用，导致士绅恶霸从中作乱。
张居正推广一条鞭法时，便有士绅刻意哄抬粮价，以低价骗取百姓手中粮食,待朝廷收购时，又以高价卖给朝廷。
“泽远真有大才。”张四维道,“我几位同窗好友都对他甚是推崇。”
发行两月后，《育言报》便渐渐走上了正轨,有那等旗帜鲜明反对朝廷的文章,柳贺也不会允许其登出,如今《育言报》由张元忭负责，张元忭为人老成谨慎，搭以热血上头的吴中行，两人配合，柳贺自不必为报纸的发展而忧心。
“天子也极是喜爱《育言报》，期期不落。”申时行道，“礼部出了《育言报》，户部、工部及通政司都纷纷说要办报。”
办报耗费虽巨，可《育言报》一经推出，京中官员都看到了其中所藏的丰厚利润。
几位阁臣原未将那广告费放在心上，然而某一日潘晟谈起，他们才知那小小一格究竟有多值钱。
加上《育言报》印量巨大，礼部便可和坊刻详谈，将价格打下来，随着《育言报》影响力扩散，收益自然一日胜过一日。
十文铜钱或许不算什么，卖上百份便是一两银子，《育言报》印量已经达到了数十万份，一旬一印就是数千两，一月下来，仅售一份报纸，进账便近万两。
在这之前，礼部可是只管花钱少有进账的。
当然，阁臣们倒不是惦记那三瓜两枣的银子，而是看中了报纸对于推广实务的作用，别的不提，仅在《育言报》上打过广告的酒楼商铺，生意便要比以往好许多，而《育言报》上有关提升作物产量、储存作物、推广新苗的介绍，眼下还没有实践能证明，可若是能证明了，朝廷便省去了推广之功。
试想一下，若清丈田亩策及一条鞭法推行时能有报纸辅助，推广起来必然不会那么费力。
……
创办《育言报》虽为柳贺主导，但他如今分管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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