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李妃是被刘后害死的！仁宗闻言，忍不住泪眦荧荧，顾问吕夷简道：“这事可真么？”吕夷简道：“陛下确系李辰妃诞生，刘太后与杨太妃共同抚育视若己子，不过李辰妃薨逝，实由正命”。为了澄清事实，仁宗坐着牛车赶往奉先寺，李辰妃的棺椁被四根粗大的铁索悬在幽深的井底。匠人们奉命将棺椁牵引上来。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貌如生，服饰华丽，赵祯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赵祯祭拜过生母后，又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道：“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她并没有谋害自己的母亲。
生母虽然厚葬，却未能冲澹赵祯对李氏的无限愧疚，他一定要让自己的母亲享受到生前未曾得到的名分。经过朝廷上下一番激烈争论，最终，将真宗的懿温柔敦厚，品貌柔嘉，为天下之母，育盖世仁君。恩深似海，无以回报。我们永远怀念你！孙抃的碑文在赵祯眼里化作柔情化作思念，化解了他心中难与人言的心结。生母固然伟大，养母更加情重！两者并无冲突。有分教：一个崭新的黎明就要来临，一个崭新的仁宗盛世，把大宋推向繁荣，推向辉煌。仁宗无子，刚刚担任御史中丞(相当于监察部部长)的包拯也出来说话了：“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夫万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祸孰大焉!”赵祯道：“徐当议之。”一句话就把包拯打发了。张贵妃聪明伶俐，深得仁宗喜爱，短短几年就把她从一个小小的才人提拔成贵妃。张贵妃出身寒微，在宫中难免受人歧视，于是总盘算着拉自己娘家人一把。张贵妃的父亲和兄弟或者早丧或者无能，只有伯父张尧左还算争气。张尧左担任地方官多年，名声还不错，被调到中央。可是担任什么官职好呢？张贵妃看中了“宣徽使”一职。这是皇城各衙门的最高负责人，是皇帝的大总管，权力极大，油水多多，一般都是由国防部副部长（枢密副使）兼任。一天赵祯正准备上朝，张贵妃送赵祯至殿门，拉着赵祯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赵祯答道：“放心！放心！”宋仁宗上朝后宣布这项任命，可是包拯极力反对，赵祯改命张尧左为节度使，包拯愈加反对，带领七名言官与赵祯理论。赵祯生气地说：“节度使是个粗官，为什么还要争？”包拯不客气地回答道：“太祖、太宗都曾经做过节度使，恐怕不是粗官。”包拯说话时康慨激昂，唾沫都喷到皇帝脸上。按照常理，一个人被人把唾沫喷到脸上后，会在第一时间擦去，可是宋仁宗没有。他不但没有在朝堂上擦去，就算在散朝之后也没有擦去，而是回到后官来到张贵妃面前后才“举袖拭面”。很明显，他在施展“苦肉计”。宋仁宗就是要告诉张贵妃，不是我不把你放在心上，而是阻力实在太大，看看，我都被人吐口水了，绝对不骗人，骗人是小狗。他说：“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你只管要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果然，看到宋仁宗为自己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张贵妃再也不提给家人封官的事情了。嘉右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他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敬仰。宋嘉右六年（1061年），他官至枢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张贵妃身为大宋帝国的第二夫人，自然少不了有人巴结。大臣王拱辰因为反对庆历新政，刻意打压苏舜钦和范仲淹，被宋仁宗贬到地方担任知州去了。他想调回京城，便千方百计搜罗了一个定州红瓷器献给张贵妃。张贵妃见到后爱不释手，但知道宋仁宗不喜欢后妃和大臣来往干预朝政，只是偷偷赏玩。有一天宋仁宗突然到来，张贵妃来不及藏好定州红瓷，宋仁宗一看大怒，生气地问：“安得此物？”张贵妃不敢隐瞒，供出了王拱辰。宋仁宗更怒：叫你不要收人家的礼物，你怎么就是不听！一边说一边抄起柱斧把瓷器砸碎了。张贵妃一脸愧色，连忙下跪请罪。王拱辰自然也没有被调回。皇右六年（1054年）正月初八，31岁的张贵妃暴病身亡。仁宗感念张贵妃生前的柔情与善良，悲痛无比地对左右说，当年颜秀等人发动宫廷叛乱时，张贵妃不顾自身安危，挺身出来保护自己。天下大旱为了替他分忧，又是张贵妃在宫中刺臂出血，书写祈雨的祷辞。在左右宦官的支持下，仁宗最后决定用皇后之礼为张贵妃发丧。一生都梦想登上皇后之位的张贵妃，终于在死后穿上皇后的殓服，享受到宗室、大臣们的参拜告奠。仁宗不顾曹皇后的冷眼和朝廷大臣的反对，在皇后在世的情况下，追封张贵妃为温成皇后。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仁宗还下令“禁乐一月”，京师惟一的活动便是为温成皇后举丧。仁宗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生母和爱妃，不顾朝野内外的巨大非议，毅然进行了两次追册活动，这种感情是真挚的。另外，仁宗对自己的臣子都给予相当的信任，这种信任也是坦诚的。但是由于母后临朝和自己不幸婚姻的影响，造就了仁宗文弱、忧郁而又犹疑不定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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