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批准，行文到兵部，再由朝廷的大佬们慢慢讨论，没两三个月的时间出不了结果。而如今朝廷将注意力都放在平定中原内乱和抵御关外后金军，哪里还抽得出精力来处理浙江这些海上纷乱。就算浙江都司打了报告到兵部去，多半也会被上面以“顾全大局”之类的说法驳回。
用硬的行不通，廖训等人便转换了方式，开始寻求用其他手段狙击海汉。他们通过研究海汉的发迹史，很快便发现这个武装组织的扩张套路都是伴随着贸易进行，多数状况下是以商贸开路，如果遇到阻力便果断投入武力排除障碍，而海汉在浙江开展贸易的最大的阻碍，无疑便是舟山群岛这些已经垄断浙江半数以上海洋贸易的所谓民间武装势力了。但廖训等人所不太明白的是，海汉在南方的福广等地都曾与当地官府磋商利益分配的方式，为何到了浙江却如此缺乏耐心，直接便对舟山动手。
廖训等人当然想不到海汉这么做的原因是急于北上，将势力范围扩展至渤海周边，以便能趁着登莱之乱的恢复期在胶东半岛抢下一两处立足地，进而在东北亚地区打开局面。而舟山船帮在此过程中就不免成为了阻碍局势进程的绊脚石，海汉也没有什么兴趣跟一帮海盗出身的武装走私商慢慢谈条件，干脆就派出部队平推过去，只当是练兵了。而由此所花销的军费与未来能从这一地区所获取的收益来做比较，那无疑也是十分划算的买卖。
这其中的奥妙，以廖训等人的眼光见识，目前自然是想不到的。所以他们也只能认为海汉的做法就是想独占浙江的海上贸易，不给旁人留活路了。虽然动用大军扫平舟山岛这种打算不太行现实，但以他们在浙江官场上的影响力，要给海汉人制造一些麻烦，却也有不少的机会。
最初廖训等人是给下面的人派任务，查办走私进入杭州城的海汉货，以此来对海汉试图开展的贸易攻势展开打击。这种方法看来似乎可行，但在实际运作当中很快就开始暴露出了问题，有人利用职权中饱私囊，将罚没的货物部分或全部私下变卖，把收入揣进自己口袋，而这些海汉货却依旧通过别的途径流通到了市场上。
但这些违背他们初衷的状况还只是少数人的做法，而且处理对象也多是一些没什么背景的小商小贩，真正惹出麻烦的地方并不在于此。在原本由舟山船帮把控的海贸权易主之后，海汉人很快便通过招商会在江浙地区招揽了一大批代理商，参与到瓜分好处的海汉贸易体系当中，而这些代理商大多有着一定的经济实力，以及或大或小的官方靠山。
这些人所代表的是舟山船帮覆灭之后填补其空缺的新一批既得利益阶级，在可期许的利益足够大的情况下，他们出于自身得失考虑，选择了加入海汉主持的阵营，而试图阻拦海汉在浙江开展贸易的的地方官吏，在这些新的既得利益者面前就成了可恶的绊脚石。而其中有不少参与者，其背后靠山是廖训他们也不敢轻易得罪的对象。
由于这样的形势变化，廖训等人倡导并开展的反海汉行动所取得的成效也很有限，这一年下来非但没有成功阻止海汉在浙江展开贸易，反倒是市面上的海汉货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不断丰富，而当这种跨国走私贸易已经变成利润丰厚的产业时，想要再凭借少数人的权力去对其进行清除就显得困难重重了，何况在这些贸易渠道背后，还有舟山岛上那些并不十分安分的海汉人存在。
从去年年底开始，宁波府方面对杭州发去要求严管海上贸易的公文就开始明显推诿起来，甚至声称其中某些针对海贸的强制性管理措施会“引发民众不安”，因而拒绝执行。廖训知道宁波方面所指的民众可不是出海打鱼的普通渔民，而是众多的大明海商与他们的贸易对象海汉人。根据廖训所掌握的情报，海汉人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所表示过，会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来维护自己在浙江沿海的贸易权力，以及本地商业伙伴的利益，这几乎就差把“开战”两个字直接吐出来了。
海汉人已经在舟山岛上修筑了军港、军营、岸防工事，常年驻扎有成建制的部队和作战舰队，这显然已经远远脱离了普通海商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府不愿招惹对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毕竟如果双方交恶，开战后第一个遭殃的地方就是与其相邻的宁波府。
不得已之下，于平风和郭正只能将对抗海汉的担子更多地交到廖训肩上，因为他们手中所掌握的军权已经逐步失去了威慑力，倒是掌管锦衣卫这个特殊情报机关的廖训或许能找到其他可以有效打击海汉的办法。
廖训的确想到了一个或许能够奏效的办法，他通过搜集的情报注意到海汉一直都在大量招揽移民，尤其以青壮和有手艺的匠人为最，这些移民据说到了舟山岛上进行筛选之后，一部分会运到南方去屯垦，另一部分则是留在舟山岛上劳作。廖训的想法就是派出一些受过训练的人手，以参加移民的方式到舟山岛上潜伏下来，伺机绑票或刺杀海汉的高层人物——被普通百姓称作“首长”的海汉首脑人物。
考虑到目前浙江官场上早就被海汉渗透，如果这个项目不保密进行，只怕人还没到舟山就已经被海汉给抓了，所以廖训将自己在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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